越长大越孤单

堕落ING

不要哭了吗
该哭的人是我吧
你都坦白爱上了他
我有什么办法
我也同意啦
既然你提出想法
我们不要拖拖拉拉
就从明天开始吧
那就这样吧
再爱都曲终人散啦
那就分手吧
再爱都无需挣扎
不要再问我
怎舍得拱手让他
你走吧
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
那就这样吧
再爱都要sayonara
再给抱一下
闻一闻你的长发
不要再哭啦
快把眼泪擦一擦
这样吧
再爱我有缘的话

不要哭了吗
该哭的人是我吧
你都坦白爱上了他
我有什么办法
我也同意啦
既然你提出想法
我们不要拖拖拉拉
就从明天开始吧
那就这样吧
再爱都曲终人散啦
那就分手吧
再爱都无需挣扎
不要再问我
怎舍得拱手让他
你走吧
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
那就这样吧
再爱都要sayonara
再给抱一下
闻一闻你的长发
不要再哭啦
快把眼泪擦一擦
这样吧
再爱我有缘的话
快去把东西收拾一下
再耗下去都天亮啦
这里的钥匙你先留着吧
怕你有东西
假如你有东西忘了拿
那就这样吧
再爱都曲终人散啦
那就分手吧
再爱都无需挣扎
不要再问我
怎舍得拱手让他
你走吧
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
那就这样吧
再爱都要sayonara
再给抱一下
闻一闻你的长发
不要再哭啦
快把眼泪擦一擦
这样吧
再爱我有缘的话

　　访张五常是与他的太太——苏老师约的。采访当天，天正蓝。远远看见他太太向我们招手，然后指了指前方——张五常在三四米开外，背过身去，一袭黑色风衣，白发蓬松，风掠过，白发也随着轻轻飘动。

　　张五常是不寒暄的，握手，然后就是沉默。等到采访开始，才发现他讲的全是粤语，声音低沉，语速很快。而一旁的苏老师稳稳接住，几乎是同声传译，转成普通话，而且神情兼备：张五常说到愤怒时，她表情沉重；张五常说到欢快时，她也边翻译边笑出声来。苏老师是澳门人，在台湾长大，在台大毕业后赴美留学，几种语言都等于母语。据说，也只有她的翻译才能让张五常放心。

　　说话的时候，张五常不太看着你，常常是望着一个方向，不停地说，像是出了神。大概他平日里也经常是这样。记者第二次采访他的时候，跟他走过一片闹市区，品牌店的叫卖声、CD店的音乐声，嘈杂不堪，空气中还飘散着炒板栗一类的香味，但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吸引张五常离开自己的内心。他还是低着头，一板一眼走路。

　　按照他的说法，“我比别人错得少，是因为我思想很简单。”大约天才是这样的，在想法上专注而简单。

　　但他也会突然盯着你，手上也做起动作来。比如，记者问他，80年代是不是你对中国最用心的时候，他马上激动起来，抬高声调，“现在我更用心”，顿了顿，望着你，表情认真。让你突然觉得：他其实很想和人交流，他其实渴望自己的想法被理解。

　　但很多人恐怕是很难理解他的。他对福利制度、最低工资这样一些人们为之欢呼的制度是那么反对；当一部分人对市场化改革表示怀疑的时候，他对市场的推进是那么坚定；好像公平、正义等等词汇都没有纳入他的思考。他是典型的经济学家思维，只看结果的。如同他说，“习惯上，谁说农民苦，好像谁就更关心农民，所以大家争相说农民苦。”他也说，“有时候看起来是好心，但好心可以做坏事。”多么冷静，冷静得会让很多人受不了。

　　有人批评他，说他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言，他却说根本不知道新自由主义是什么；记者问他关于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权贵资本主义？”让你觉得，大陆知识分子们常用的一套语汇在他那里完全不起作用——所以，干脆也懒得回应别人的各种批评。

　　尽管他毫不讳言，“对中国的经济制度，跟踪了那么多年，可以不谦虚地说，我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知道得多”；尽管他对中国的解释被很多理论家认可；尽管他对中国的进程曾经有无比精准的推断；但毕竟他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海外，他对中国的判断是不是因此有些和民众的常识脱离？比如，他反对福利制度，是因为“西方的福利经济——例如最低工资、工会保护、劳工法例、综援政策、社会医疗等——搞得一团糟”，但问题是，目前中国的福利是太多还是太少？政府在承担公共责任方面是太多还是太少？

　　公开反对福利制度，私底下自己却做慈善。他捐了两笔钱，一笔给美国大学，送中国的学生到美国最好的大学读书；另一笔捐给中国，比如捐给一些大学的学生。他说，他是知道底层辛苦的，但他更愿意拿现状和历史比，而不是与理想的境界比，因为已经比过去好太多了。

　　似乎是出于对智力的骄傲，他喜欢说某个人是“很蠢的”，但也没有特别贬低的意思。他笑一些海外的经济学家，“很蠢的，我对中国很乐观的时候，他们悲观；当我感到担心的时候，他们又认为一片大好。他们搞数学的，他们不懂，不懂的。”

　　“对于中国，我开始有些看不清了。”他说。一个71岁的老人，如此焦虑地讨论国家、讨论人民，让人有一种肃穆的感觉。

　　他点评国内的经济学家，听他说起来，一些声名赫赫的经济学家好像都是小后生。他也说起老一辈的经济学家，比如杜润生，“他是好的，中国真的是有一些好的学者，他们是中国的希望。”当听说杜润生老来身体不好，他马上说，“他需要钱吗？我有。我真希望能帮助他。”

　　张五常的兴趣广泛是众所周知的，乒乓球、摄影、书法、写文章，无一不通，但他说，现在不打乒乓球、不拍照了；有时候在路边看到别人下棋，还会帮人家下；日常生活之中，主要是写书法，然后做一点投资。“投资房地产，不买股票，股票要很用心的，我没有时间去看。”

　　采访结束的时候，他围绕着咖啡厅的钢琴转了几圈，他的太太苏老师悄悄对记者说，“他很喜欢钢琴的。”

　　“他兴趣这么多，跟他一起生活会很开心吧？”记者问苏老师。

　　“和天才在一起都是累的，”苏老师笑起来，“要不然你试试。”

　　话音刚落，张五常牵住她的手，一起走了出去。

　　有人曾问他：为何你一直与诺贝尔奖无缘？张五常笑道：“我的11个朋友都得了诺贝尔奖，就剩下我一个了，可能我太厉害了吧！”典型的张式回答

　　他的每根头发都像极了他的个性。一头白色卷发乱蓬蓬、零乱张狂，犹如蓬勃的脑力、旺盛的精力喷薄而出。

　　他时常流露出一副洋洋得意的劲儿，狂声傲语、放荡不羁。惊人之语，往往可上报纸头条；所到之处，“常粉”如云。

　　难怪，媒体爱这老头儿，媒体的女记者尤其喜欢他。以至于在被追捧得高的那几年，某报纸刊登出《香港明星张五常》的大标题。

　　可以把他捧到天上，也可以拿着“自吹自擂、夸夸其谈”的砖头去砸他，但你还真奈何不了他。张五常有的是本钱。他是被公认的天才，新制度经济学家艾智仁和科斯的亲传弟子，多位诺贝尔奖大师引为知己，并公开宣称自己的成就是得益于他的思想。

　　一个有本事的人“显摆”，那是个性，那叫自信。

　　顽劣小儿阿常

　　年过七旬的张五常，精力旺盛，脑子灵活，依然是千奇百怪、天马行空的思维方式，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个老顽童的真实年龄。

　　今年71岁的张五常出生在香港，抗日战争时期曾随父母到广西避难。七十年弹指一挥间，到处讲学是常事，虽然主办方总是安排五星级的待遇，他依然浑身不舒服，老是想到逃难。

　　大家庭人口，儿女11个，张五常排行第9。大人们在外为生计打拚，根本没时间管教到每个孩子。张五常记忆中，16岁之前，父子之间从未正正经经地说过几句话，从童年到青年，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个“自由”人。

　　从小顽劣异常，小学被开除，中学没毕业。在内地逃难，张五常在佛山读中学时，破过三项纪录，其一，唯一从小学升初一，竟然从初一再降小六的人；其二，犯小过三次，大过五次；其三，是唯一被华英赶出校门的人。

　　躲过学堂里老先生的法眼，在西湾河的太宁街上晃晃悠悠，街头巷尾结交三教九流、奇人异士，有下象棋的，有唱粤曲的，有打乒乓球的，有吟诗作对的。他兴致勃勃地跟容国团研究乒乓球，跟徐道光(代表香港)下象棋，跟舒巷城谈诗论词，也跟欧阳拔英学书法。

　　回忆起这段日子，张五常总是乐不可支。“这些朋友使我能在多方面发展，脑子变得灵活了。”“我认为愉快的生活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能独自思想，有好奇心，有自信心——就算不识字，其求学根基似乎比中学考第一的强多了。”

　　儿子的过人天分，直到张父去世前一年才察觉。一日,亲戚到家里来找张父,张五常随手写下一纸,说某人曾经到访。张父看后大为惊讶，确认是儿子的手笔之后，后来多次找到欧阳先生了解儿子的情况。接着，发现儿子竟然还是个围棋高手，常与高手过招……

　　他逐渐意识到这个不务正业的儿子是个天才，感慨良久。“多年以来我不管你,见你在校成绩不好，就认为你没有希望。现在我对你的观点改变了。我认为你是可造之材,前途比我认识的所有青年还要好。你不读书,做生意也是好的。但你不要忘记,我对有学问的人五体投地!”

　　殷殷几言，几乎改变了张五常的后半生。父亲去世后，他到家中的电镀行做过工。等到1959年有机会到加拿大读本科，他已是24岁的“老学生”，比同学平均大上个5岁，曾经逃过难，捱过饥抵过饿，还做过生意，对真实世界的认识，自然高出那些只是从校门到校门的人许多。这也影响他走上了实证研究的路子。

　　凭着过人的直觉和创见，他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最后一个不用选修微积分而拿到经济学博士的人。从进大学到成为正教授，仅仅花了9年时间。

　　1966年，当张五常拿着11页提纲，在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汇报他的论文《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立刻惊动了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的所有教授。这篇论文推翻了200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在此问题上的传统认识，也奠定他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地位。在导师的安排和推荐下，张五常后来到芝加哥大学继续做研究。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因缘际会，张五常赶上了芝加哥大学历史上最黄金的岁月。“芝加哥学派”正如日中天。从1967到1969的三年间，张五常在芝大的校园里，和执世界经济学牛耳的大师们同游，形成亦师亦友的关系；而且，他也经历了新领域奠基时期，不但参与其中，而且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过把瘾”来搞学术

　　这么多年来，张五常离诺贝尔奖总是咫尺天涯。科斯称张五常是最为了解他的思想真谛的人；他与现代产权大师诺斯、巴泽尔共事多年；他与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往甚笃。其中多位公开宣布或者承认，自己的经济学思想曾得益于这位叫斯蒂芬的中国人。1991年，作为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却被邀请的经济学者，张五常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

　　有人曾直言不讳地问他：为何你张五常一直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缘？张五常笑道：“我的11个朋友都得了诺贝尔奖，就剩下我一个了，可能我太厉害了吧！”典型的张式回答。

　　事实上，他在西雅图教书时，与巴泽尔和诺斯有个研讨小组，但他从不参加少有的一次，只听了一半，就站起来说，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浪费时间，听这种没有一点意思的讲演？说完转身离开。

　　他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个世界，如同在当年的西河湾街头游荡，乐趣无穷。

　　在华盛顿任教时，张五常家的房子在海边，他就近观鳟鱼溯流而上、产卵、再回到海中的生命周期，并且思索渔民如何处理以大海为家的鳟鱼，由此想到所有权的归属问题；跑到苹果园养蜜蜂，写出《蜜蜂的寓言》；十多年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像个疯子一样”，卖橘子、卖珠宝，研究市场交易中的现象，逛出了《经济解释》。

　　1983年的一个晚上，当他写完《企业合约的本质》一文，虽尚未成稿，但已知是传世之作，一百年后还会有人阅读。

　　但是，他也太不懂得“谦虚”二字了。反感他的人，不得不承认他在经济学理论上的造诣和天赋，却看不惯他身上的狷狂之气。一些老派学者尤其担心，他宣扬的随心所欲、不合常规学术训练的成长路经，会带坏了后生晚辈们。

　　对于“狂妄自大”的指责，张五常在《上帝之子》一文中借莫扎特之名言给以反驳：“漠视一个人的成就而批评他是骄傲的人，自己才真是骄傲了。”

　　“别人都说我是天才。但是，你不知道，我写论文有多累。我想天才应该不会这么累的。我应该不是天才。”

　　“经济学家就是被人利用的”

　　1982年，张五常应香港大学的邀请，从美国回港任教。当时，他已是美国经济学界数一数二的华人经济学家。在契约理论、信息经济学和产权分析理论上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使得他回归港大任教成为当时香港学界、商界甚至政界的一件盛事。

　　回到故地，张五常意气风发。对于一个对现实怀有浓厚兴趣的经济学家来说，没有比参与和影响一个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经济体变革进程更激动人心的事了！他本就不是一个埋头书斋的夫子。

　　“狂士”确也算得上多才多艺，摄影、书法及艺术收藏方面皆有可观。仗着这点资本，他曾嘲笑老朋友弗里德曼只有学问的世界，没有艺术的世界。

　　但更为人所知的是他见诸各报的散文，他的经济散文妙趣横生，即使是不懂经济学的人一样爱看。他爱搅和国内的热点问题，常常抛出惊人之语，譬如“号召打开秦始皇的陵墓”、譬如“中国现在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

　　这是个骄傲的老头，为自己过人的智力优势得意洋洋，对于自己真能扮演的角色和分量，并非不清楚。其实，要是不明白，残酷的现实终究也会让他明白这一点。

　　被人追捧得最高的时候，在内地到处巡回演讲，到处布道，台下学子无数；门前冷落时，蜗居在一水之隔的香港，在博客上和报章上继续着自己对国内外政策事务的观点和建议，万般滋味在心头。

　　杨小凯生前曾中肯地评价他在性格上诸多的弱点，他说，“张最大的缺点，是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包括和政府的关系。”

　　冷暖自知，聪明如张五常，焉能不知其中的道理？

　　“我的名气是你们给的，不是我要的。”“我关心中国发展，这是事实。但我怎么能改进社会呢?你们不能把我看得那么高。其实，经济学者就是被人利用的，他要实行什么政策，就说张五常怎么讲、是支持。如果批评他有什么坏政策，就不理你了。”

　　斯言，一语中的。

　　我对中国的腐败印象真的不是那么差

　　人物周刊：最近的一个新闻热点，人民大学的一个系主任因为批评院长，而被撤销了职务，您对此有何评价？从24岁进入加州大学开始，一直到退休，您一直呆在学校，对中国现在的教育整体上作何评价？

　　张五常：对这则新闻不了解，无从评价。但我看现在的教育，是一塌糊涂，不是花钱就可以的。中国现在的教育，是无趣、无味，弊端丛生。中国人智慧天下一等，但半个世纪来，大陆没有出现多少学术大师，是何等怪事？自由竞争智力，我把所有赌注都放在中国人这边的。

　　医院也是，公非公，私非私。病人躺在公家病床上可能见死不救。教育制度要改，医疗制度也要改，要允许私人学校，私人医院，这是起码的，要让它们参与竞争。西药的引进要放宽，允许西药在中国设厂，这样才能帮到穷人。

　　我的儿子今年35岁，是医学博士，也是生物学博士，是儿童癌症和血科的专家，在美国。我跟他说，你应该考虑回中国做事情，像你这样的人才，美国至少有一百多个，但中国可能只有你一个。他说他乐于考虑，但是他怎么能到中国挂牌行医呢？最后我都不好意思继续说了。中国的卫生制度是不欢迎这样的人的。

　　人物周刊：卫生部的官员说，中国的医疗市场绝对不能走市场化的路线。

　　张五常：我绝对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我并不是反对公立医院，公立医院是可以存在的，但是你要允许私人参与。卫生部官员本身即是医疗垄断的受益者。我在香港大学教书时，薪水是政府给的，我个人反对政府资助大学，但是我没有说出来，我要说出来，同样拿政府薪水的同事，不是要把我打死。(笑)

　　现在上海有些私营医务所，是外国医生开的，贵得不得了，如果真正放开，是不需要那么贵的。香港当年有私营医院，私立学校，最后公立机构把私立机构都打垮了，因为公立学校老师的薪水是私立学校的两倍，私立还怎么做？

　　人物周刊：先准许进入，再公平竞争，这是首要的问题？

　　张五常：我是从事教育的，希望自己的经济知识能启发大陆的年轻人。退休后希望在中国办一家出版社，利用我的国际朋友，介绍好书给国内青年，这个牌照我怎么也拿不到。我可以把赚到的钱都捐出去。你到书店里去看看经济学专著的翻译水准，去看看唐诗宋词，很多都有点乱来。如果允许私人参与，会有大改进的。

　　人物周刊：是不是一种心理习惯，大家还是更容易信任公家的、公立的？

　　张五常：我说个例子吧。我做了一点慈善，我是清楚的。钱给慈善机构，真正到穷人手上的约十分之一，其他给中间人拿掉了，这是全世界的定律，中国也不会例外。我在街边看到有人要钱，我把钱给他。但是你要我把钱交给慈善机构，交给政府，我不放心。为什么不让私人机构来做慈善呢？

　　中国没有两极分化

　　人物周刊：去年的改革大讨论，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出了问题，您如何看？

　　张五常：举个例子来说，我和太太去百货商店买枕头，我说要装多少盎司的羽绒，服务员就装多少盎司的羽绒，回家觉得不够厚，再跑去加多一点羽绒，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现在，很多从美国念书回来的青年，见到中国的市场跟美国的不一样，就说中国的不对，美国是对的。符不符合美国的，是他们判断的标准，我想问问，他们到底念的什么书？他们没有上过经济学第一课，不知所谓。批评市场化的那些所谓专家，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市场，不了解市场导向的改革走过多少曲折路才得以实现。

　　人物周刊：批评市场化的不仅仅是海归派和专家，还有底层民众，他们认为，是市场化让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

　　张五常：中国农民的生活，比世界上任何地方(农民的生活)提升得都快。是不是贫富分化，先要算一道数学题。你现在一个月赚10000块，我赚1000块，比例是10：1，你的薪水今年上升了10%，那你一个月赚11000千块，我的薪水上升了20%，是1200块，以前我跟你相差9000块，现在相差了9800块，差距是增加了，但是比例上呢？以前是10：1，现在是11：1.2，长此下去，我的收入一定会赶上你的，你赚多了，我也赚多了，但我的增长率比你快，所以我不应该眼红。

　　如果真是严重两极分化，我一定会讲话的，那些数据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做实证研究做了几十年，我走过一条街，就能知道经济发生了什么事，逛一家商店就能知道它赚钱的机会有多少，那些专家是无事生非。这几年跑遍大江南北，知道农民每年的收入增长近百分之二十。五千年来没有这么好过。

　　人物周刊：市场化是改革惟一的灵丹妙药？有可反思之处吗？

　　张五常：我要强调一下，我信奉市场，但绝对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那些无论何事都必须依靠市场的言论，是宗教，不是科学。研究公司理论这么多年，知道市场之不能，所以我不反对政府规划。举例说，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发展，因为当年政府的规划不足，市场有点乱来，在1990年代被政府规划远为全面的长江三角洲比下去。后者的环境远为可观，而土地所值也较为优胜。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中国的腐败比下有余

　　人物周刊：去年，北大的张维迎提出并不算新颖的观点，“尊重既得利益，并考虑予以补偿，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招致大面积的批评，你如何看待他的上述观点？

　　张五常：张维迎是很好的学者，我是同意他的看法的。普遍的经验，从一种制度转型到另一种制度，对以往的既得利益者不能太绝情，因为假如他们激烈反对，不但改革受阻，难以进行，还会发生预想不到的很多事情。尊重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阶层予以补偿，这是一个不应该回避的问题。我当年曾建议用钱赎买他们的权力，但有人说情理、道义上说不通。回避问题的结果，是贪污盛行。他们中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政策的制定者，你不考虑给他们明补，他们自己就会“暗补”，包括腐败贪污、子女经商等，给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害。从结果上看，哪怕多给他们一点钱也没有问题，否则，看不见的手伸来伸去，是贪之不尽的。

　　后来朱镕基处理得好，我是大致满意的，当然贪污还是大量存在。亚洲的贪污是世界闻名的，比起印尼、泰国、台湾，大陆官员可能比下有余。

　　人物周刊：很难想象您的这一看法符合事实。在一般民众的直观感受里，贪污问题并不让人乐观。

　　张五常：你们看错了。我的学生不少是亚洲国家的财政部官员，你要是听到他们跟我讲的那些故事，你一定会吓坏的，他们的问题不仅是大面积的贪污，而且把贪污制度化了，改起来是很难的。中国的贪污故事我也听多了，但现在确实改了不少，还有继续改进的迹象。在这个问题上，要站得远一点才能看清楚的。老百姓痛恨贪官，从情感上我是很能理解的。

　　有不贪污的好干部，而且应该是占大部分的。我认识的大陆官员，有不少是这样的。我对中国的腐败印象真的不是那么差。是需要改进，但你不要因为这个说整个国家不行。改革过程中，有些事情怎可能避免呢？要补充的是，不要一贪污，就抹煞他的全部功劳。

　　人物周刊：如何从权利界定的角度防止中国特色的腐败？

　　张五常：一个县长，一个月名义工资2000多块，到了56岁，还有4年的权力期，假如积蓄真的不是那么多，他会不会贪一点？二十年前，我说过一句话举世哗然。提到贪污，我说如果你把一个美人，脱光了衣服，放在我的床上，要我不想入非非极之困难。后来我写了一篇短文，在国际学术界搞起了一点波浪。我说不是管制法例引起贪污那么简单，好些法例是为方便贪污而设立的。防止贪腐最有效的方法，是废除贪腐的机会。任何政府管制都创造了贪污的机会，但有些管制，例如交通法例，不可无，贪污也因而无可避免。

　　中国的腐败贪污，还有两种。一是权力或权利混淆不清，于是混水摸鱼。二是公非公、私非私——例如教育与医疗。在公非公、私非私的情况下，以公为私赚取外快很普遍，以至于医院出现了见死不救的情况。解决这后二者的腐败，其一是要清楚地界定权利，其二是要公归公，私归私。其实这二者是同一回事：防止腐败就要把权利界定得清楚。

　　郎咸平不懂什么叫国资流失

　　人物周刊：国企改制是这几年讨论的另一个热点。您认为郎咸平是否切中了国企改制问题的要害？

　　张五常：他不知道国有企业的症结在哪里。1990年代初期，有些国企白送人也没人要的，有人问我，张教授你要吗？我说不要，要了等于是仗义帮忙，要了你就得负责员工的生活。后来改了，工厂拿去，工人的生活不用你负责，有人要了，并不一定是要它的设备、厂房，要的是那块地皮。有些人廉价拿得国企，改为私营，成功了，赚到钱，有人看得眼红。但我们也要看到那些输得七零八落的中计者。很多不同的故事，不要随便一般化。

　　人物周刊：改制过程中，变着法子把公家的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也是屡见不鲜的。

　　张五常：是有的。先回答要不要改，再回答公正性的问题，前者重要得多。郎咸平说，国企比民企好，要停止产权改革，这很不负责任。他对中国的产权改革的历史完全不了解，是要骂的。任何制度都是会有问题。不能因为出了问题，否认整体方向，那是大错特错。

　　什么叫国资流失？郎咸平自己是没有想清楚的。1990年代，大多数国有企业是亏本的，是政府负担，迟早是要没有的。一部分之所以赚钱，是因为有政府垄断，比如出版、金融、通讯。如果没有垄断，这些企业也是要赔钱的。从各国普遍的经验上看，没有垄断权力，国营企业最终都会完的。

　　人物周刊：您认为郎咸平是在误导国企改制？

　　张五常：我不熟悉他的观点，他不是学经济学的。我最反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五千年来的中国从来没有这么倒霉、这么差过。这么多人花这么多的心血，才有了现在这样的奇迹，他怎么可以信口开河，把所有人的劳动抹煞了呢？他在《亚洲周刊》上骂中国人，我最反对他这一点。

　　人物周刊：按照您的看法，改革以后的关键是什么？农业问题、垄断国企还是其它？

　　张五常：每个时期都不一样。最初的时候是承包制的改革，接着是价格管制的问题，然后国企改革,现在有几家特别大的垄断权力的国企，比如通信、石油。我1981年写的文章说，改革到这一点是最困难的，就是有大垄断权的机构，现在还是存在。

　　人物周刊：中国的改革，如您所说，并非渐进，而是速进，你认为，中国会像俄罗斯那样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吗？

　　张五常：有权力是可以赚得很多，这是转型期不可避免的，但希望走到最后不要再这样。

　　强有力的领导成就中国改革

　　人物周刊：对一个经济学者来说，是不是只要经济发展，大家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民主、自由、公平可以不要，或者暂时不要考虑？

　　张五常：每个人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民主派也是。有个真正好的宪法后，再民主投票吧。因为投票就是把你口袋的钱投到我口袋里，你又想把我口袋的钱投到你口袋里。不少民主人士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可没读过哈耶克、贝贝尔、布坎南、弗里德曼、阿罗，这五位都拿诺贝尔奖的。哈耶克不太熟，其他四位很熟，这五位对民主投票都做过研究，知道是有问题的。

　　你真要投票的话，先把宪法做好，清楚界定人与人之间的资产权利。宪法不做好，让民主投票投出好结果，很难的。

　　人物周刊：您认为，相比俄罗斯、印度，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有个强有力的领导？

　　张五常：假如没有共产党，中国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改革成果。这方面，科斯的看法和我一样，让投票决定改革，是不会有大作为的。假如不是共产党改的话要什么人去改？什么人能够去改？不要太天真了。当然是有很多问题(笑)，哪个党没有问题？

　　到今天为止，中国的改革是相当好的，起码在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这是大家都肯定的。

　　人物周刊：20多年前，您推断中国要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是惊世之言，非议颇多。现在大家好像不是怎么关心“主义”了？

　　张五常：1988年，弗里德曼和我都同意，最好的资本主义和最好的社会主义是同一回事。

　　人物周刊：您认为以县为单位的地区性竞争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制度？

　　张五常：中国有2000多个县，我最多掌握了四五个县的情况。我这么大年纪，没魄力再全中国跑，但我了解的是第一手的真实资料。

　　土地的使用权力是落在县手上的，这就是说经济权力是落在县手上的。从商业结构角度看中国的地区政制，是县和县之间的竞争关系，县是中国地区竞争的命脉。如果这个制度不能给在黑暗中摸索了五千年的中国农民带来曙光，我想象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好办法。

　　我为自己在这把年纪解开了这一制度的密码，很有点自豪。这一制度哪里要修理一下，哪里不能动，我是清楚的。

　　人物周刊：中国的奇迹还能持续多久？问题出在哪里？

　　张五常：以前我看得清楚，现在有点麻烦，我看不太清楚了。一是人民币升值；二是地区性竞争制度不再改进；三是土地政策一塌糊涂。把经济权力从县手上拿走，我看不到有好理由。不是说县一定做得对，但是这个以县为经济核心的竞争制度，是中国经济奇迹最重要的部分，不要乱动。

　　现在是把工商业推向农村的时候了。1980年代尝试过，不成功，现在可以。但现在的土地政策与之不协调。这是我很担心的。

　　谈个人

　　说清楚了好在哪里，我就可以仰天长笑了

　　人物周刊： 20多年来您写了几百万字经济散文，写作动力何在？谁是您各类型经济文章的目标读者？

　　张五常：我是1967年开始做佃农理论的，现在的中国经济制度，每个地区都等于是佃农制度，合约安排是一模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很难找到一个比我更适合做中国经济制度研究的人，这是天意。制度上的任何风吹草动，我都在行。假如我没有做过佃农理论的研究，我也不清楚现在中国发生了什么。

　　我的经济散文，是写给普通爱好者看的；我的政策分析文章，是写给北京的朋友看的；我的经济理论文章，是写给科斯和艾智仁他们看的。赞扬或批评，我不是很在意的，科斯和艾智仁对我的思想有偏爱，其它人对我的评价怎样就无足轻重了。从来没有学生能获得这两位大师的日夕训诲，而这个学生竟是一个中国人，天下间哪有这么幸运的事？

　　人物周刊：如果这几百万字只有一个主题的话，您怎么概括这个主题？

　　张五常：彻底清除错误观念是很难的，但是让它早点消逝不困难，我1980年代、1990年代做的，就是做这容易做的事。事实证明我说的是对的。那时，天底下都悲观，只有我一个人乐观。1983年，我说中国将有20年的高速发展期，弗里德曼说，张五常是天底下最乐观的人。可不是吗？批评、说哪里不好是简单的事了，但准确说出好在哪里却很难，不能准确说出这大奇迹如何得以发生，我对自己的学术人生是不满意的。说清楚了这个好，我就可以仰天长笑了。从产权及交易费用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改革，精彩之极，只可惜，知道其奥妙者寥寥无几也。

　　人物周刊：1980年代，您的经济文章是一些政府部门负责人决策时的重要参考，那时候是您对中国最用心的时候？

　　张五常：我现在更用心。但我不想领什么功，中国改革的功劳是在共产党，在北京，我不过是个学者，远观庐山，又近距离深入观赏、调查，识得其中的要义。我只是尽一个经济学者的义务，在旁边提点一下。仅此而已。

　　人物周刊：现在部分政府部门决策者本身就是学者，再加上众多海归，可能参考您意见的人少了，是壮志未酬，还是不听就不听，算了？

　　张五常：假如在乎他们听不听得进我说的话，我活不到今天的，早就死了。我尽量写多点文章。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见，其实是无所谓的。那时候我的意见不管被不被参考，我都还看得清楚，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提供决策参考的，是那些从外国回来的人，那些搞博弈理论的人，要从外国搬回来那一套。这是个大问题。

　　人物周刊：现在中国的经济制度，天底下，是您看得最清楚？

　　张五常：对于中国的经济制度，跟踪了那么多年，多知道一点是应该的，可以不谦虚地说，我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知道得多。

　　人物周刊：您的经济推断很少出错？您认为应该让谁来判断经济学者各式各样的理论呢？在我们的感觉里，有些经济学者的理论空洞无物。

　　张五常：不是没有错过，是比别人错得少。在经济实践上，中国要重视的是制度，不是“主义”或什么“经济理论”。因为有不是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有经济学的谬论，也有对中国问题无足轻重的经济学，不要被误导。中国改革付不起这个奢侈的代价。

　　人物周刊：在采访中，我们经常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好像只是为了维护“理论”，不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新问题，在您对中国的调查中，是否有类似的感触？

　　张五常：要从多方面看这个问题。说的和做的并不是一致的，可能说得左，做得右，也可能说得右，做得左。很多人让我评价这个会议那个会议，我说我不清楚，说是一套，做的可能又是另一套。真假难辨。有的是说了和没说一样。不许外国人买房子，还不是照买，银行也是莫名其妙，规定港币不能拿出来，也不可以换人民币，但是很多人还是照做的。所以，仅仅从会议上了解信息是不够的。

　　客气一点的话我都不说

　　人物周刊：您如何评价今年两会通过的《物权法》？

　　张五常：实际不是那么重要的。虽然《物权法》刚刚通过，但变通的“物权”“产权”规则早已经在民间大面积实行，否则中国不会出现经济奇迹。

　　人物周刊：您认为现在的楼市、股市里有泡沫吗？

　　张五常：股市我没有跟进，楼市没有泡沫。

　　人物周刊：前年开始，大陆对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有诸多批评，认为他们是为利益集团，而不是为了民众说话，比如对张维迎的批评。这段时间，因主张春运火车票价上浮，吴敬琏也饱受批评。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

　　张五常：我不知道张维迎具体说了什么，但我觉得他不错，蛮懂的。听说他是某些机构的董事，那就少说为妙。吴敬链说的是对的，但最好还是不说，要让我来说，因为我给人骂惯了。(笑)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经济学家当公司董事？

　　张五常：这是国际惯例。我给朋友的公司做过一次，这东西不好做。要是我是好多公司的董事，也麻烦，我不会说话，也不敢说。

　　人物周刊：在经济学者眼里，大众是幼稚的吗？经济学家是否都太趾高气扬了，他们需要把话说得客气一点吗？

　　张五常：有些学者自己云里雾里的，怎么能指望他们的文章普通人能看懂？客气一点的话我都说不多，我以前曾经说过几句客气话，被弗里德曼骂过。我们是从事学术的，是没有选择的。

　　人物周刊：对您的批评也从未间断，您如何回应？

　　张五常：骂我的人不少，很多人是要杀了我的。(笑)我不需要回应。我是一个学者，假如我说了几句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话，我就丧失了一个学者的会员证。我可能会出错，但我不会为任何人说话，我只为真理说话。

　　认识张五常的人，不会相信张五常会为任何利益团体说话，我为什么要为他们讲话，他们能出多少钱？他们出不起钱的，我做这种事情的价格是非常非常高的。哈哈。

　　我的《佃农理论》发表以后，美国很多大学的学报批评我，我一概不回应。现在过了30多年，我的文章还在，但那些批评我的文章早就没有人记得了。从来都是原创，而不是批评或回应，能够在学术上取得成就。

　　人物周刊：海外的这么多经济学家里面，您最喜欢哪一位？

　　张五常：科斯。弗里德曼也很好，我们结婚就是他来主持的，你说好不好？不是吹牛的，很多人喜欢我的，也有很多人不喜欢，没有中间的(笑)。

　　人物周刊：现在大陆有很多年轻人喜欢您，为什么？

　　张五常：中国青年读我的文章是好的。我跟大陆青年人说得清楚，你们看我的文章，不要求你们同意我，只希望你跟着我的思路认真想，如果不喜欢我的思路，最好不看我的文章。

　　人物周刊：如何评价自己？您认为自己是天才吗？

　　张五常：天才都是别人说的。有三方面我已经走到尽头了，经济学、中语散文和摄影，现在还差书法。可是再没有日子尝试其他玩意了。这是人生

　　没有半句话是不希望中国好的

　　人物周刊：您评价邓小平，说他是中国200多年来思路最清晰的领导人，所谓“思路最清晰”，具体含义是什么？

　　张五常：他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方向。他知道只有鼓励每个人尽力使自己先好起来，整个社会才能好起来。这是他一贯的思路。如果你仔细研究1979年以来的历史，你会发现，他采取的每个行动，都是朝着经济自由化的方向迈进，有无数政敌反对，真是一个奇迹。考虑到具体的历史场景，坚持并且大力实践这一思路，是需要气魄的。

　　这个思路和老子，以及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学的思路一样古老，但只有邓小平一个人做得到。他在政策的先后秩序上可能有错，配套可能有错，但在大方向上未曾错过，这是难能可贵的。不管将来怎样，都必须把邓小平的改革视为人类经济史上最伟大的篇章之一。

　　我在1997年时说，我也许过于乐观描绘了他设计的改革，但如果一定要教授打分的话，邓小平当然应该得A＋，现在，我给他100分。关注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一定会惊诧于邓小平开动的这个大工程，即使这个工程大约只完成了70%，还有30%是法律秩序、垄断利益等棘手问题。

　　人物周刊：1997年，邓小平逝世时，您带着您的太太，一身黑装，到新华社香港分社鞠躬、磕头，您想表达什么呢？

　　张五常：邓小平是在75岁时开始领导中国改革的，并且干到最后。他开始领导改革时，比我现在的年纪还要大，这个人“三落三上”，很不简单，我对他是很佩服的。在香港新华社的追悼会上，我穿黑西装、黑皮鞋、戴黑领带，我太太也是一身黑装，我们到那鞠躬，有人批评说桀骜不驯的张五常也会拍马屁。批评我的人，是发神经。我的答案很简单，我是做学问的，我知道历史，我应该去向邓小平鞠躬。你们回顾中国历史，会佩服邓小平。

　　我在1981年时就写得非常清楚，中国会走向市场经济，接着我在1983年、1984年时说中国改革是不会走回头路的，你们大概记得，我在1984年时说的，200年来，最有希望的中国就是现在。你们要知道，乾隆之后的中国，输得一塌糊涂。国民党说要把中国搞繁荣起来，但全是虚假，接着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国历史翻来翻去，都是泪水，只有邓小平一个人，成功改革中国，他去世了，我应不应该去磕个头？

　　人物周刊：您的读者，大致上都有一个印象，就是您对中国过去30年改革精准的推断能力，历史好像是张五常写出来的，您如何做到这一点？

　　张五常：我怎么说，将来的历史可能会怎么写，哈哈。虽然我不是历史人物，也无足轻重，但我是站在时间前面，写出中国改革史的。以后的人，说到中国改革，可能会看看张五常是怎么说的吧。他们总需要一本真实的历史书吧。这是一个学者的自豪，不同于政治人物的自豪。学者的价值，正在于此。

　　我自己做得公正，不允许有偏袒，我对自己推断的历史负责，对自己的鞠躬、磕头负责，以后的人大概也会这么说张五常吧。

　　我给邓小平100分，这是最起码的，虽然他没有做完，也是100分。那些批评邓小平的人，不易明白，那些人自己能做什么呢？他们连我的本事都没有，但是我知道在改革上，我绝对做不到邓小平那么好。批评别人谁不会呢？

　　人物周刊：您40多岁才从美国回到香港，又常年生活在香港，没有第一手的大陆数据，您的评价如何客观公正呢？

　　张五常：你们不要批评张五常不知中国事。我的推断不是坐在家里、在白纸上画出来的，而是在大街小巷、乡野阡陌跑出来的。科斯说的，在实证这条路上，没有一个人比张五常走得更远。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在广西农村，没饭吃，我问农民，是不是现在才没饭吃？一年吃不上一碗白米饭，只有红白喜事才有点吃。他们说，“不是的，几代人都没饭吃的。”现在有饭吃了，这几年中国农民的生活是改进得很快的。

　　但有些人兴风作浪，我不知道他们是何居心。世界银行的报告说，中国社会两极分化，这是胡说八道。几天前，世界银行的头头说，从改进贫民生活方面看，这些年是卓有成效的，而这其中67%的功劳，要算在中国头上，对比他们前后的数字，不是自相矛盾吗？美国某机构每年都会出版一个刊物，在世界范围内给经济的自由度排名，香港第一，大陆排在200多位，这个排名是谁做的呢？是我在加州大学的一个同学，我考第一，他近包尾。那样的水平，我怎能不怀疑排名的可信度呢？他这样做，有政治上的考量吗？

　　我常对北京的朋友说，批评中国容易，你让我批评中国，我可以一个星期写一本书。但是不能否认，中国过去28年的改革，是人类历史上的大奇迹。你怎么说中国不好都行，但你能说清楚现在中国好在哪里吗？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支持了这个奇迹？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的。一定是某一方面做对了，而且不是一般的对，是对得厉害。作为学者，你一定要问清楚这个问题。

　　给农民钱某种程度是害了他

　　人物周刊：您了解的大陆农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张五常：农民有饭吃了，有电视看了、有电话打了、有衣服穿了，这是事实。是不是还很穷？是。要不要再帮忙？要。但我是反对福利制度的。我不同意说给他们钱就是帮他们。你给大学一笔钱，学术就能搞起来吗？你在农村搞福利制度，农民真的能富裕起来吗？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是增加他们的机会，你要发展，首先要自力更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你给他钱某种程度上是害了他。

　　我个人对农民有感情，很想帮他们，也尽量在帮他们，有农民跟我说，他的孩子病了，没有钱治病，我会尽可能帮他。说他们的子弟想学好英文，我会帮他们想办法。但是我反对最低工资法，反对福利制度，反对人民币升值，因为这些会害了中国农民自力更生的机会。

　　人物周刊：迫于压力，人民币升值是未来几年的趋势。正是这个原因，有学者对农民生活的改善表示担忧，能否简单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

　　张五常：道理其实简单，中国农民要“农转工”，要转到工业上去。我不赞同政府鼓励农民留于农业，从长远上看，提高农民生活，要鼓励他们转到工业那边去。他们没有什么学识，不可能一开始就到微软上班，不可能一开始就做大经理，他们一定要从最普通、最底层的工厂做起。这些工厂是跟越南、印度的同类工厂竞争的，人民币一升值，那些订单就跑到越南、印度去了。这是个关键的问题。没有这些接单工厂，中国农民是很难“农转工”的，这是中国经济的命脉。北京的海归博士整天说人民币要升值，要去搞高科技，他们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十年前，中国随处可见的，凌晨两三点，几十层楼高的高吊架上，都有工人在卖命工作，他们只不过是为了多赚几块钱。1990年代后期，我说人民币很强；2002年，我说人民币是全世界最强的货币。我希望大家能明白，人民币这么强，不是因为我张五常，也不是因为北京，而是因为这些能捱苦的人，他们的拼命流汗使得人民币成为全世界最强的货币，这是劳苦大众的功劳。中国有今天，他们才是功臣。你要人民币升值，怎么对得起捱苦的这些人？

　　人物周刊：你说“接单工业”是中国经济的命脉，但接单工厂里经常发生拖欠工资、无故解雇的事，被称为“血汗工厂”。您的意思是，即使600元一个月，还经常拖欠着不给，农民们也应该在“血汗工厂”里先干着？

　　张五常：我父亲当年在香港是扫地的，在街边卖香烟，一边帮人家打石头一边学电镀，晚上还要自学英文，最后成了香港电镀业的大师傅。我妈妈没有念过书，在香水工厂里装香水，也养过猪，后来才事业有成。在美国念书时，除了洗碗打工，我还要一早起来卖报纸。每个家庭起家都需要一个过程，每个生命也可能都需要经历这个过程。不这样起家，中国怎可以发展起来呢？

　　农转工是重心所在，而要成为经济大国，还有数亿农民要转到工业去。这些农民学识不多，好些连飞机也没有见过，你要他们跑去搞高科技吗？与鬼子佬沟通吗？不可能。他们要从接单工厂做起，月薪600元加食宿，进入工厂学习，勤奋的逐步爬上去，技艺高了，知识多了，收入自然增加。昔日的香港经济是这样搞起来的。

　　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自我奋斗，自我实现，而不是直接给他们钱。如果没钱我都不想去干活，你给我钱、给我福利，我还有动力去干活吗？最低工资法、福利制度扼杀了他们的机会，人民币升值也扼杀了他们的机会。

　　北京的诸多海归、博士，太年轻了，没有跟踪过中国改革的艰苦历程，这怎么不让人担忧呢？他们要张大眼睛看清楚中国的“接单工业”。

　　我曾经是孤军作战

　　人物周刊：如果您处在邓小平的位置上，但只能做一件事情，您会做什么呢？

　　张五常：我会清楚界定权利，这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要界定清楚，模糊不清的话，大家都没饭吃。权利界定清楚后才会有市场，市场是不可能在权利混淆的情况下运作的。这是私有产权的定义。第一个这样看问题的人，是科斯。我们中国人要感谢这个人。

　　人物周刊：有人说您言必称科斯、弗里德曼，利用他们的友谊，抬高自己。

　　张五常：我是不需要这么做的，我有责任向中国人推介好的思想。自己相信是好的，而不向同胞推介，说不过去。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如果你问科斯，谁是二十世纪最好的经济学家，我相信他数两三个后就会数到我。

　　回香港后，当我决定以中文下笔时，我跟他们说过，我是孤军作战，孤独寂寞，你们要站到我的背后，我要用到你们的名字，并不是想沾你们的光，只是你们的影响力能让我的观点得到较大范围的传播。他们说没问题，他们的名字随便我用。

　　人物周刊：您是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有人说您是中国改革制度的设计者。您能简要介绍一下您的经济理论对过去近30年中国改革的主要影响吗？

　　张五常：我的经济学传统是亚当·斯密的传统，是马歇尔的传统，自己做了不少补充、修正，想不到在中国用上了。是个人的奇遇了。今天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从一开始我就参与，又懂中文，机缘巧合，1979年起跟进中国的发展，观察到一个大国从近于零开始，凝聚成今天的经济活力，这样的观者，天下可能只我一个。

　　回过头看自己写的文章，一边写一边骂，我很感谢北京容忍了我的批评，还阅读了我的文章，把我当作一个朋友。我不相信学者有能力改变世界，不是有些人说的那样，张五常是中国改革的设计者，这个荣誉属于邓小平，我最多只是个意外的英雄。但我可以说，20多年来，我没有说过半句话，不是衷心希望中国好的，怎么下笔批评我都希望中国尽快好起来。

　　谈三农问题

　　比明治维新更大的奇迹

　　人物周刊：政府征地，再补偿给农民，补偿多少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您认为现在的补偿价格合理吗？

　　张五常：公平的赔偿金额是容易算出来的，现在对农村的补偿，以农地的价值算，赔偿价是3至5倍，是慷慨的。只是农民与一般人无异，补偿再多也可能嫌不够。人性如此。

　　像上海，要收回某些旧房子，就一个床位，平时不过值一万多块，赔偿20多万都不行，那就打架，封锁马路，这种情况下，强政府可能是好的。我在美国有一块农地，一条公路刚好把这块地切开，政府说要补钱，我没有反对，但是有人反对，官司打了十几年。

　　人物周刊：您不反对的理由是认为政府的补偿够了？

　　张五常：你不要阻止地球转嘛(笑)！中国大陆，一般而言，一个县收取农地转为工业用途，省上头规定每亩要补偿农民3至5万元。近市区一亩农地每年的租值大约是450元，假设农产品物价不变，该亩农地的折现市值大约是10000元，补偿是不低了。据我的理解，吵闹的传媒报道过于夸张，实际情况是，县政府收取农地大致上是顺利的。

　　人物周刊：既然3到5倍的赔偿金额合理，为何征地赔偿纠纷不断？

　　张五常：政府把农地征来转作工业用地，说这是剥削农民，这样说是不客观的。夸张地说，你拿很多钱来买一亩农地，农地主人还觉得不够，我张五常就是喜欢这朵花，它是我的心、我的命，你要动它的话我会死，你给数十万都不够，你说你该怎么办呢？补偿农地价格太高，就没有人愿意来开厂发展了。据我的实地调查所知，除了小部分热点，农地转工地，地方政府是亏的，要靠增值税的分成赚回来。

　　人物周刊：赔偿价格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府征了地不给钱，这是纠纷不断的重要原因。

　　张五常：是有这个问题，政府答应补偿，又没给钱。给的话官员自己又可能在中间拿一点，有些地方这种现象严重;有些地方是政府有钱故意不给，有些地方是政府穷，没钱给。但不能说我没钱，就可以又征地，又不补偿。土地问题复杂，要通盘考虑。

　　我这么乐观的人都知道有很多问题的，但是不要整天批评，该称赞的称赞，该担心的担心，该批评的批评。是复杂的事。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有个“大搬迁”

　　人物周刊：你在写作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时曾深入考察了台湾和日本的土地制度，土地制度变革是日本明治维新最核心的动力吗？

　　张五常：土地使用权长期化的基础上，加上自由转让权，这是日本明治维新最核心的制度变革了。通过自由转让土地，农民大量涌向城市，“农转工”进程大为加快，进城农民数量大大超过政府的预估，但是政府没有干预。

　　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是个大奇迹，但中国过去28年的发展，绝对是比明治维新更大的奇迹。过去30年，深圳的人口从30万人增加到1370万，增加45倍左右，这是奇迹。明治维新时的东京，也没有这样快的增长速度。

　　人物周刊：1987年12月的深圳首次土地拍卖，是采纳了您的建议。您对大陆的土地政策有何新建议？如何评价最近的“宅基地可以上市”？

　　张五常：我当时只是在《信报》发表了《土地出售一举三得》，以及在一次特约的谈话中，我对深圳的干部解释，不出售土地，他们不可能有足够的经费把城市建设起来。

　　实际上，在大陆农村，变相的土地买卖早就存在了。所以，比“宅基地上市”更吸引我注意的是农村一种“合作社”的出现，就是农民把农地合并，以股份处理，把扩大了的农地出租，所获租金按股分账。中国的农民比我聪明，合作社，其实就是公司。现在看来，这种以公司形式合并农地的方法会盛行，因为农地合并使用会提升租值。农地自由租出，会鼓励农民离开农业，走出农村。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要有个“大搬迁”(农村人口转变成城市人口)。

　　人物周刊：不少学者提出，中国下一步的农村改革，是把土地的产权界定给个人。也有人担心，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农村土地是私有的，但往往出现“大鱼吃小鱼”的现象，最后出现大量流民，您对这个问题有何评论？把土地产权界定给私人，会不会出现新的兼并现象，导致新危机？

　　张五常：我是基本上知道答案的，但很难完整答复你。我年轻的时候就得出答案了，只要有使用权，转让权和收入权，所有权属于谁并不重要。香港的情况支持了这一看法，香港所有私人使用的土地实际上都是政府的，但私人享有上述三种权利。目前中国的情况，农地的使用权是在农民手上的，是他们承包回去的，但只是耕种的权利，没有转作工业的权利，也没有转作住家的权利。所以你说这个地权到底是什么权呢？现在中国的情况，是耕地的地权不是那么值钱，大约一年租值400块一亩，如果转作工业用地，当然高很多。

　　是头痛的问题，有沙石，拨去这些沙石，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制度是历史上最好的。对这个制度，我调查了好几年，现在看清楚了。北京可能不知道自己做得这么好。外间吵吵闹闹，基本上也是文不对题。

　　农民五千年来没有这么好过

　　人物周刊：您认为大陆经济学者对三农问题认识的主要误区在哪里？

　　张五常：只有看清形势才是真正帮他们，不能胡说一通。那本《中国农民调查》不对。你去好些农村看看，前几年雇用农工300块钱一个月，现在500块钱都请不到了。帮别人插秧，一天60块，早上7点干到天黑，脚泡在水里，是非人的生活，但你说要起家能怎么做呢？一定某些人要这样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人物周刊：您的意思是，中国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比《中国农民调查》那本书上写的好得多？

　　张五常：一定是好很多。调查不能像那本书上那样做的，你要去看看人家去年吃什么菜，今年吃什么菜，要看看人家去年有没有电视，今年有没有电视。

　　一年多来，珠三角、长三角民工荒，提升工资百分之十也不容易聘请劳工，说明农业收入大有改进。中国从农转工的人口上升得快，转往工业的生活一定有改进，否则不会转，“半农半工”的农民多的是，统计上这“半工”的收入不容易计算进来。你问他们有没有钱，他们当然说是没有钱。习惯上，谁说农民苦，好像谁就更关心农民，所以大家争相说农民苦。没有谁不希望中国农民的生活好起来的。

　　人物周刊：但是贫困在中国农村，特别是西北部，还是大量存在。

　　张五常：绝对存在，我从来没有说贫困不存在，我只是说改善显著。五千年来没有这么好过。我觉得不需要看数据，在三农方面的增长每年应该有20%左右。中国的农民倒霉了几千年，改进农民生活也说了几千年了，现在才是第一次走出这个黑洞。

　　人物周刊：有些人想卖劳力也没得地方买。统计数据说，失业比例是非常高的。

　　张五常：很多机会的。建筑工人，一天60块钱，甚至80块钱，做司机，一个月800块钱不止。怎么会没有工作做呢？对工作不满意，想找个工资高一点的工作，辞职了，是不算失业的。

　　人物周刊：未来20年，还有三亿到四亿的农民从农村搬到城市，这是理解“三农问题”的最重要的前提？

　　张五常：是。取消农业税是好的，但是我不赞同补贴农业，我不赞同政府鼓励农民留于农业，长远地改善农民的生活，要鼓励他们转到工业那边去。我提出的“大搬迁”，若不发生，大陆的经济是决不可能赶上先进国家的，就是连台湾也追不上。

　　人物周刊：采访您之前，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评论，题目是《房价再高我们都认了，求求政府不要再调控了》。大家希望房价下降，但基本上对政府的几轮调控失去信心，越调控房价越高，您认为政府调控核心问题出在哪？

　　张五常：多放一点土地出来吧，你要地价跌，你增加容积率(一般指小区的房屋建筑面积与小区用地总面积的比率)嘛。站在天上看地球，工业用地的比例是很小的，住宅用地的比例也是小的。这几年，农业用地转为工业用地的速度加快，政府紧张，其实不是那么严重，是不用紧张的。还是多放一点土地出来做房地产吧。应该提升供应，而不是约束需求。

　　人物周刊：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守住耕地总面积的底线，保证粮食供应的安全，不是合理安排吗？

　　张五常：中国的问题是政府控制粮食进口，应该允许私人进口粮食，这是关键。上海两年前曾经缺过米，我在香港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听说过缺米，香港自己一粒米也没种，粮食全部是进口。不要担心外国封锁我们的粮食进口，我的感受，北京对自由贸易没有信心，这是过去200年历史留下的心理阴影吧。什么是粮食安全？我曾经指出，没有任何供应，能比让他人赚钱的供应来得安全。

　　作为人口最多的大国，比例上优质耕地实在少，要成为经济强国，中国一定要让大量的农民人口转到工业去。这样一来，大量进口粮食无可避免。目前的情况，是好些地区工业用地回报率比农业用地高出很多，而一部小电视机出口可以换取大约两吨非优质的白米进口。农转工可图之利大矣。乐观一点看，除了稻粮和棉花，中国其他农产品(21.55,1.05,5.12％)的增长率可观，没有大问题。

    两会刚刚闭幕，代表们为医疗、教育、社会福利和房地产等饱受民众责骂的领域开出了很多药方，但不同观念互相拉扯，争论激烈。是推动政府承担公共职能，朝福利国家靠拢；还是继续推进产权改革，保证市场自由？事关整个改革路向。

　　张五常又出来说话了。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每一次“姓社姓资”、“向左向右”的大讨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他也一次次给中国的市场改革开出药方，药方涉及农业改革、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等方方面面。

　　1981年，张五常就曾预言中国将放弃大锅饭转向市场经济，很多人难以置信；1983年，他又说中国改革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历史证明他是对的。而且类似这样的“巧合”还有不少。也许我们可以说，他的“预见”和“判断”不总是对，但却不得不承认，这些“惊人之语” 自有独特之处。

　　这一次，这位被誉为“华人世界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的71岁老人，又为中国改革开出了自己的药方，问题是，他是个合适的大夫吗？

　　张五常在大陆掀起的三波热潮

　　上世纪80年代，张五常的声名始播于大陆。而后，两度晤见中央领导人，并向中国高层领导推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张在中国内地的声名很快超越了学术圈。

　　1990年代中期，经过长达四年的沉寂，《经济学消息报》开始刊登张的文章，他的名声再度渐起于大陆。

　　2000年之后，张五常开始在中国的高校巡回演讲，受到了明星般的追捧。张五常热持续升温。

　　有人说，他推断出了中国经济改革史，甚至有人说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设计师”，但他说，这个荣誉属于邓小平，自己只是一个意外的英雄

　　直言无忌的思想者

　　张五常迄今为止的人生，以1982年为界，分为两大部分。常有人说，张五常学术生涯里最大的失败，是1982年的那次选择。

　　1981年夏天，有香港旧体制“设计师”之称的约翰·考波斯维特向身在美国的张五常传递信息：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不久将会空缺。张五常请教于终生的学术知己科斯，科斯建议他立即申请。科斯认为，张五常有两大优势，一是掌握最专业的经济知识，二是学过中文。更重要的，是科斯认定，中国要开放了。张五常说，他一生最成功的选择，便是1982年的这次。这一年，他决定离开经济学的重镇美国，回到香港。没有一个经济学者能拒绝1978年前后的中国。在1982年10月26日香港大学的就职演说上，张五常激情澎湃，要带领他的学生和同事做“时代弄潮儿”，因为“再也找不到比现在的中国更活力四射、生机盎然的经济学实验室了”。

　　1983年11月29日，受林行止之邀，张五常在《信报》开设专栏，开始了他的经济学传教士的生涯。他笔下的世界千奇百怪，从邓丽君、中国大酒店到铁饭碗与国企职工，从养鳟鱼、除夕夜香港街头卖金橘到两岸三地的关系、大陆的体制改革。一个百废待兴的实验室全方位进入他的视野，这是他展示才情最率真、最得心应手的黄金岁月。这些评论后来结集为《卖桔者言》和《中国的前途》。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知识界和政策层流行的产权理论，几乎都源自张五常的这几本中文著作。

　　1982年的决定，为张五常赢得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即长时间近距离观察两个相邻的、截然不同的经济体制，而这两个经济体制又是相同文化背景的人组成的。每次车过深圳罗湖海关，张五常都能体会到大陆友人的访港感受——他们偶然看到的相差悬殊的经济绩效，是他们有生以来最大的触动。张五常告诉他的学生，他所能想到的任何研究都难以超过研究这两个悬殊经济制度可能带来的成果。

　　在那次就职演讲中，张五常说，“在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年来无缘享受现代经济分析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有可能帮助弥合这一差距。我们也希望通过研究中国的经验大大增加我们自己的知识。”

　　之后的近30年里，他充分利用了他所处的难得的时间和地点，对中国经济制度的运行做出了自己的解释。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躲在书房里穷经皓首，而是在真实的世界里往返无碍。他使经济学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学究，而是公众生活可以咨询、甚至仰仗的坐标。

　　他成了“华人世界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有人说，他推断出了中国经济改革史，他逐渐赢得这样的称谓——“中国经济改革的设计师”，但他说，这个荣誉属于邓小平，自己只是一个意外的英雄，远观庐山，又近距离探微，识取要义，指点一番，仅此而已。

　　药方的三大主旨

　　张五常“火”了，纵横大陆，布道于大江南北，又行走于庙堂和江湖之间。他的中文著作脱销，高峰时期，一年要做几十场演讲。“你喜欢张五常吗”成为经济学爱好者的口头禅和分类标识。说他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经济学者，大概也不为过。

　　在大陆读者的直观印象里，张五常扮演两个角色：其一，他是经济学领域最勤快、大概也是最合适的“华人导游”，在他几百万字散文的密集显微下，经济学两百多年的脉络和各个时期的风骚人物第一次生动地呈现在大陆读者眼前；其二，他又是一位多产且用心的香港大夫，他跟踪中国改革近30年，在各个时期开出的经济药方大大增进了大陆读者对自己身处的这个年代的认知。

　　农业改革、工业改革和金融改革是他的药方的主旨。

　　1981年，推断中国要走一条以私产安排为基础的经济改革道路后，张五常注意到几个月前在中国农村推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巨大功效，这证明了他的观点：一旦允许个人决策，社会便会展示生机和活力。这正是他的核心信念。每一次“姓社姓资”、“向左向右”的大讨论，他都直言不讳，给予个人机会，是邓小平启动经济改革时的信念，也是他南巡时的信念，更是经济改革成功的秘诀。

　　张五常说自己“少小时曾经在广西农村捱饥抵饿，对农民苦况知得清楚。”有了这个背景交代，“自己的心在哪里就不言而喻了”。但“国内的青年热情有余、理智不足。报道对中国农民的实况说得不尽不实，误导了热血青年”。“《中国农民调查》是不对的，这几年农民生活进步显著”，“贫富分化”更是“胡说八道”。他说，“不能认为谁说农民苦，谁就更关心农民”。

　　1980年代中期，在农村，家庭企业数量急速增长，规模扩大，形成的冲击迫使国有企业亏损，“增强企业活力”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多数经济学家想象的不同，张五常认为国企的病根并不是经营无效率，而是政府为了保护这种无效率，必须压制竞争，禁止自由进入。1986年，张五常和他的3个助手在首都钢铁厂的集体宿舍住了两个星期，发表了题为“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承包制”的演讲。1988年，陪同弗里德曼游历中国时，他向遇到的每一个官员发难：如果你们认为国企确实优越，就不必害怕民企的竞争，让市场而不是让政府决定胜败。数年后，当郎咸平呼吁国企应该停止产权改革时，张五常“骂”他“完全不懂过去20年国企改革的艰辛路”。

　　腐败也是张五常药方的议题之一。1980年代中期，中国官场的腐败让他感到的“不是担忧”，“而是欣慰”，甚至要“鼓掌欢迎”，因为“旧的等级制度已经失去了控制，中国必然要遇到腐败和调控增加的问题，出现这么快并不是什么坏事”。到了1986年，他又开始担心了，因为腐败正在变成一个永久性的问题，一旦发展到这个地步，便会遭遇印度的老问题。他在发表于1997年的《邓小平的伟大改革：一个加州大学经济学家的故事》里说，中国的腐败在1990年代中期达到顶点，随后开始下降，“腐败孕育了调控和管制”。令我们诧异的是，在采访中，他说，“我对中国腐败的印象真的不是那么差。”

　　张五常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创新之举在于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贯彻到底，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契约关系。这一方面保证了个人对经济改革的稳定预期，另一方面，通过中央与地方实质上契约化的财政结构，导致了省际间的经济竞争，从而极大提高了效率和国家总体经济绩效。“后者尤为重要”，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他为自己“在这么大年纪解开这个密码很有些自豪”。跟踪中国经济改革近30年后，张五常说，“有沙石，但拨去沙石，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

　　狂生傲语

　　1990年代，张五常在大陆学者高小勇主事的《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系列文章，他1982年前的求学生活，也开始为大陆读者熟知。

　　张五常1935年出生于香港，高中毕业后到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读书，主修经济。1967年到1969年，张五常在芝加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因喜欢近海，转到华盛顿大学任教，这一呆便是13年。1982年回到香港大学，直到2000年退休。

　　张五常后来说，很少有学生在黄金时代先后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更没有学生能获得这两位大师(指加大的艾智仁和芝大的科斯)的日夕训诲，而这个学生竟是一个中国人，天下间哪有这么幸运的事？”

　　事实上，张五常最初的兴趣并非经济学，而是文史，在大量的阅读中，他对中国历史有了初步印象，“乾隆之后的中国，输得一塌糊涂”，“近200年的中国历史，翻来翻去，都是泪水”。这可能是他日后斩钉截铁地说“200年来最好的中国即是现在”的一个缘由。

　　狂傲不羁不仅是外界的口耳相传，也是他的自我评价。他说自己“百无禁忌，不滞于物，自我陶醉，于传统和世俗有所不合”。因不满于“经济学气功师”、“西方经济学低劣搬运工人”的横行霸道，他“危言耸听、以惊麻木”，“那些海归博士没有上过经济学的第一节课”；他说已故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没什么好“超来超去”的，只是把他多年前的原创思想“用数学表达出来了而已”。

　　而杨小凯回应说，“很多人不喜欢张五常的个性，是因为他有个缺点不谦虚。”当然，杨小凯也承认，“我佩服的人很少，但我却真心佩服他”，“我非常惊讶，在西方制度下，这种特立独行的中国人居然有机会脱颖而出，为世界经济思想史作出特有贡献”。

　　有人发表《对“张五常热”的一点冷思考》，又有11名教授联名批评张五常，意欲“降温、扑火”，还有人要《给“张五常热”加温》。张五常一概不予回应，他说自己做学问只是为了过瘾，过完瘾的素材，便不愿再涉足了。

　　但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他百嚼不厌的素材。从发表于1981年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开始，过去近30年来，张五常持续不断地给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出自己的药方。

　　张五常是个合适的大夫吗？有学者认为，他只是个身居香港的旁观者，没有一手数据和调查，难以对症下药，而且年纪大了，有些“老糊涂”了；也有学者认为，他曾经是，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另有学者表达了他们的偏好，一位著名学者说，正是藉着张五常过去30年里的药方，他才看清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纲要。“感谢上苍给了我们一个张五常。”

　　在张五常的70岁生日宴席上，他的儿子张思远表达了作为儿子的自豪，“每一天他都勇敢地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直言无忌。作为他的儿子，对他的这一品德，非常引以为荣，这比他说过的任何话都更重要。”

中国社科院今日发布了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07年春季报告，报告指出，由於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干部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地方政府会为了追求政绩，搞面子工程等驱动因素造成自身自上而下的投资过热。这在2007年换届年中可能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报告建议，2007年必须把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反弹作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抓住不放。

投资增速高 调控须加强

如何解决好投资问题一直是宏观调控的核心问题之一。自2003~2004年开始的此轮宏观调控的起因，就是因为当时出现了部分行业的投资过热，导致全社会总投资增长速度过高。经过几年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工作，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逐年减慢，已经由2003年的27.7％下降到2006年的24％。但是与经济增长速度和消费增长速度相比，投资的增长速度仍然相对过高，需要进一步控制。这一方针不仅对目前巩固宏观调控的成果是重要的，而且对长期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

报告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增长一直存在过快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根源，一是收入分配政策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投资率过高，居民收入增长滞後於经济增长，导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日趋不平衡。二是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干部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或为了解决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把上项目、求发展、片面追求当地的GDP放在首位，忽视了国家总体经济稳定增长的需要；或为了追求政绩，搞面子工程，有钱乱投资，没钱借钱投资，造成自下而上的投资过热。现在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特别是第二个因素，在2007年换届中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因此，2007年必须把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反弹作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抓住不放。

预测全年经济增长10.9%

报告预测，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将达到10.9%，增长速度略高於上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农业将保持良好增长势头；工业增长率为12.9%，并且重工业增长快於轻工业增长的局面不会改变；虽然第三产业会保持快速增长，但其增速仍低於工业增长，约为10.1%。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陈佳贵在公布报告时指出，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看，中国当前最突出和最主要问题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过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银行流动性过剩、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这「五过」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五过」既是短期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又是长期因素影响所致；既有当前问题，又有长远的问题；既有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又有资源的制约问题。

中国股市经过19日的剧烈震荡后，上海金融界大多认为，为避免经济过热，央行采取加息等紧缩政策势在必行。分析称央行有可能在“五一”长假之前再次加息，避免股市出现过大波动。

股市19日重挫时，沪深两市传言满天、人心惶惶、交易堵单、电话打爆，只能用“乱“字形容。经过一天沉淀，股民逐渐苏醒，市场分析师也都做出类似的结论，即股价指数在高位连续横盘多日，也该出现跌面，因此19日的股灾，虽和国家统计局延后公布第一季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不无关系，就趋势而言股价下跌“应在预料之中”，但没想到会暴跌。

不过，从宏观的角度看，经济目前存在由“偏快”走向“过热”的风险。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维表示，如果宏观调控无效，将加剧产能过剩，“有可能引发经济萧条”。为防过热，市场人士预测央行近期会有动作。媒体社论指出，统计局释放几项关键指标，即为一种“紧缩预期信号”。

金融学者易宪容根据公布数据称，和三月全国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比较，察觉在投资增长、银行信贷和进出口贸易等三大增长过快的问题上，至今未能有效缓解，显示中央即便采取若干紧缩措施，经济偏快的矛盾依然未除，尤其三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比去年同期增长3.3%，超过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的2.79%，当过高的CPI使居民的存款利率为负的情况下，“银行利率上升势在必行”。

花旗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认为，三月份的物价指数超过3%的预警线，央行加息已然逼近，他并大胆预测“五一”长假之前很可能有加息动作。

对于股市未来的发展，市场分析师桂浩明认为，19日股市暴跌，是股民“主动回避风险心态”的体现，由于股市整体处于“大牛市环境”，重挫之后市场继续暴跌的条件基本不存在，未来几天股价指数重返3600百点，应该也不让人意外。

不同的是，桂浩明不认为央行近期会有加息动作，因为包括信贷、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等数据，事实上出现一定的回落，显示中央的宏观调控还是有一定成效，他怀疑中央有无必要继续加大调控力度。

此外，在市场上也有部分人士持乐观看法，他们觉得尽管第一季中国经济成长率突破11%，而三月份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也超过3%，但近期加息在时机上并不成熟。

因为今年第一季的经济高速成长主要是由于流动性过剩所带来的暂时繁荣，这种流动性过剩固然与出口加工的结构有关，但更特殊的是与中国今年企业抢前出口的行为相关，这种短期因素决定将在第二季趋于收敛。

各大证券分析师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平安证券投资策略部负责人罗晓鸣表示，深沪股市经过“4·19”大幅跳水，可以说大盘调整基本一步到位，后市有望延续震荡上行走势。下周直至5月份大盘走势均可看好，两市股指还将不断创出新高，不排除上攻上证综指4000点的可能。他分析认为，鉴于当前市场资金充裕，两市成交量一直维持高位水平，预计上证综指4000点以下，时间大约在6月份以前，深沪股市系统性风险不大。

中证投资徐辉表示，当前深沪股市处于上行途中，“五一”前可能维持震荡攀升走势，预计大盘股指还将再创新高，短期上攻目标在上证综指3850点一线。鉴于目前A股静态市盈率约四十倍，动态市盈率约三十倍左右，市场有一些泡沫但在允许范围，两市股指大幅调整的压力不大。一些业绩大幅增长的优质股票，后市股价还有逐步走高的潜力。与此同时，题材股板块后市调整压力较大。

民生证券张志民则认为，深沪股市调整并未结束，下周股指有可能维持高位震荡走势。他分析指出，上证综指3600点上方压力较大，深沪股指短期再创新高概率不大。更为重要的是，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出来后，“五一”前后会否加息或调整准备金，成为左右后市走势一个重要因素。

　　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7％，涨幅比上年同期上升1．5个百分点，其中3月份同比上涨3．3％，增速较上月提高了0．6个百分点，也创下了04年11月份以来的新高。

　　对此，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表示，3月份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一定程度是因为食用油等食品价格仍居高不下。由于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幅超过3％，这将对中国人民银行能容忍的通货膨胀区间构成严峻考验，特别是考虑当前实际利率已成负值而国内股市不断创出历史新高。

　　梁红同时指出，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外部需求仍然是重要动力。统计数据显示，尽管一季度中国国内需求呈加速增长，但增幅仍小于贸易顺差。一季度中国出口增长27．8％，进口增长18．2％，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46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31亿美元。

　　继2月份增长显著加快后，中国的货币和信贷增长在3月增长放缓。但前3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仍达到1．42万亿元，而去年全年为3．2万亿元。

　　梁红认为，鉴于商业银行扩大放贷的能力和意愿并没有减弱，今后几个月的信贷和货币可能再次出现加速增长局面。

　　她表示，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贷款和投资的加速增长以及过度繁荣的国内股市已经加剧了政府出台政策调控措施的风险，很可能再次以快于市场预期的步伐加息或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此外，如果二季度贷款增长加快，中国人民银行还有可能加大通过行政措施来控制放贷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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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昨天（4月19日）公布，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算为50287亿元，同比增长11.1%。受食品价格等拉动，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2.7%，涨幅比上年同期上升1.5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3%。其中3月份CPI同比上涨3.3%。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表示，一季度GDP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了0.7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加快0.4个百分点。他说，针对经济处于由偏快可能转向过热的状况，有关宏观调控部门正密切关注未来经济运行变化，并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适当的宏观调控措施。针对记者经济是否过热的提问，李晓超回答说，注意到当前认为经济出现过热的看法，主要是根据经济增速一个指标作出的判断，但实际上，是否过热是个综合性问题，至少还有两个指标：价格和物资支撑。数据显示，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位回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7526亿元，同比增长23.7%；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4544亿元，增长25.3%。而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26.9%，比上年同期加快6.7个百分点。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188亿元，同比增长14.9%。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2.1%；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2.9%。李晓超说，国际收支不平衡、流动性过剩等问题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但“不管经济走势如何变化，我国仍将继续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以确保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观点

　　瑞银

　　中国不会推出强力宏观调控措施

　　不要对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反应过度，这些数据并没有为政府推出强力宏观调控措施提供任何理由。瑞银指出，第一季度的跳升是暂时的噪点，这是因为从财政部获得了一次性的资金流入、大量与出口有关的产量、1-2月份贸易顺差大增。瑞银预计，这一现象本身会非常迅速地扭转，预计第二季度数据将会回到正常水平。

　　高盛

　　中国的加息预期在上升

　　尽管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状况基本符合其预测，但目前预计第二季度至第三季度间，中国将三度上调存贷款利率(每次27个基点)；预计未来12个月内人民币对美元将升值9%。高盛指出，虽然外部需求仍然是重要的增长推动力，但中国经济尚未受到美国经济增长逐步放缓的影响。

　　汇丰

　　中国央行将加息 但不会全面紧缩

　　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数据证实中国经济在加速增长，但数据本身并不像市场所担忧地那样夸张。一季度数据表明，中国央行在紧缩货币政策方面有更多工作要做，但央行不大可能采取全面紧缩措施，最有可能的是在未来数周将存贷款利率上调27个基点，并在未来数月进一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采取激进措施鼓励资金外流。

　　渣打

　　上调中国今年GDP增长预期至10.6

　　%渣打将中国2007全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9.6%上调至10.6%。预计中国2007年还将再加息两次，在今年年底前将1年期基准贷款利率上调至6.93%。渣打经济学家王志浩和经济师常钟认为，由于中国各省间的数据存在差异，中国第一季度GDP实际增速可能高于官方数据

什么是CPI指数

    CPI指数即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幅过大，表明通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央行会有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风险，从而造成经济前景不明朗。因此，该指数过高的升幅往往不被市场欢迎。例如，在过去12个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2.3％，那表示，生活成本比12个月前平均上升2.3％。当生活成本提高，你的金钱价值便随之下降。也就是说，一年前收到的一张100元纸币，今日只可以买到价值97.70元的货品及服务。
    一般说来当CPI>3%的增幅时我们称为通货膨胀；而当CPI>5%的增幅时，称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什么是GDP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它是对一国（地区）经济在核算期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的最终产品总量的度量，常常被看成显示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生产过程中的新增加值，包括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和固定资产的磨损价值，但不包含生产过程中作为中间投入的价值；在实物构成上，是当期生产的最终产品，包含用于消费、积累及净出口的产品，但不包含各种被其他部门消耗的中间产品。
    GDP的测算有三种方法：生产法：GDP＝∑各产业部门的总产出－∑各产业部门的中间消耗：收入法：GDP＝∑各产业部门劳动者报酬＋∑各产业部门固定资产折旧＋∑各产业部门生产税净额＋∑各产业部门营业利润；支出法：GDP＝总消费＋总投资＋净出口。

什么是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它是社会增加固定资产，扩大生产规模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条件。
    固定资产投资额是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它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国有经济单位投资、城乡集体经济单位投资、各种经济类型的单位投资和城乡居民个人投资。按照我国现行计划管理体制划分，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为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房地产开发投资、国有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城乡集体经济单位投资 (包括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投资和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投资)、其他各种经济类型的单位投资 (包括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外资、与大陆合资经营、与大陆合作经营、港澳台独资及其他经济类型的单位投资)、城乡居民个人投资 (包括城市、县城、镇、工矿区所辖范围内的个人建房和农村个人建房及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等九个部分。

 通过此前已公布的金融、外贸和税收等宏观数据，市场已预期到一季度经济高速增长和通货膨胀压力加剧。由于近期股市大涨已经成为宏观政策的考虑因素，所以如果继续上涨，可能将遭遇行政性紧缩措施
4月19日，中国股市大跌。上证指数下跌163.38点，深证成指暴跌544.39点。市场在此时发生调整，原因在于当天公布的主要经济数据，以及这些数据所隐含的紧缩政策含义。
　　通过此前已公布的金融、外贸和税收等宏观数据，市场已预期到一季度经济高速增长和通货膨胀压力加剧。如一季度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7.3%，高出政府所定的M2预期增长16%的目标。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11284亿元，增长25.5%，为近年来同期税收增速最高，等等。
　　在国家统计局数据发布前，高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发布报告预测，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11.2%。国家信息中心2月发布报告，认为一季度中国GDP增长将达到11.0%左右。
　　这些预测非常有代表性。事实上，统计局数据正式公布之前，各项数据早就在市场流传，一季度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指数已经成为市场的共识。颇具戏剧性的是，此次季度数据发布时间两度推迟，先由年初国家统计局确定的18日推迟到19日早10点，而后又推迟到当天下午3点举行，这不免引发市场的多种猜测。尤其是，3月CPI增幅可能超过坊间传说的3.3%。这更加强化了市场对未来政府出台紧缩政策的预期。
　　正式发布的数据和人们的预期其实相差不大。4月19日下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发布了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11.1%，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2.7%，3月CPI同比上涨3.3%。一季度经济增长远高于政府设定的目标，3月的物价上涨也突破政府“预定”上限。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当年GDP增长预期目标为8%，同时全年CPI增幅要控制在3%以内。一季度GDP增幅也仅低于2006年二季度11.5%的增幅，而CPI增速达到近两年最高。
　　对于时间推迟的原因，李晓超解释说，这是一个正常的安排。
　　“一季度，国民经济增速确实在加快。”李晓超说，除了固定资产投资有所回落之外，其他的国民经济运行主要指标都出现了加快的势头，而且一季度经济增速的加快是在过去四年连续保持10%及以上增长速度基础上的加快。
　　与以往不同，当前的经济形势出现了非常值得关注的新特点。一季度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高位回落，同比增长23.7%，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4个百分点。进出口和消费却出现了较快增长，两者弥补了投资增速减缓对经济增速向下拉的力量，而且尚有余裕。一季度贸易顺差达46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0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9%，3月增长15.3%。
　　如此高的增长速度，是否意味着当前经济已经过热？李晓超说，不能仅依据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判断经济是否过热，还需要进行考虑两个指标，一是价格指标；二是这种快速增长是不是造成了物资支撑的紧张。一季度CPI上涨2.7%，但扣除上年因食品价格上涨1.5%的翘尾因素，新上涨仅为1.2%，与去年同期持平。此外，当前的煤电油运等物资支撑形势较为平稳。
　　综合以上指标判断，当前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还是保持了平稳快速的发展。不过，经济运行速度在加快。如果再继续加快的话，就有可能由偏快转向过热，经济运行存在着偏快转向过热的风险。当前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国际收支不平衡，流动性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节能减排压力大，等等。
　　未来政府是否会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李晓超说，这取决于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原因，特别要关注重工业增长和贸易顺差扩大拉动的经济增长，这两类增长可能会引起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不合理，但未来的宏观调控“既要防止大的起伏，又要防止经济增长过慢”。
　　未来价格走势如何？李晓超认为，一季度CPI上涨2.7%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其中有1.5个百分点是由上年第四季度因粮食价格上涨翘尾因素引起的。如扣除这一因素，事实上仅上涨1.2%。
　　“但未来价格存在着继续上涨的压力”，他说，粮食价格上涨存在不确定因素，下一步将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这项改革相应会涉及到水、天然气、供热等服务项目价格的上涨。此外，进口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存在着向下游产品传导的可能。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认为，一季度GDP增长前两月主要来源于顺差的贡献，货币供应快速增长也使GDP增幅较高。但前两月工业生产增速加快和CPI增幅高是巧合，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CPI在今年年内都会很高，到12月就会下降到2%以下，“当然需要采取措施控制货币供应过快增长”。
　　对此，瑞银集团亚洲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也认为，CPI上涨主要来自食品价格。核心通货膨胀率仍然很低，核心CPI小于1%，也没有加速迹象。
　　但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表达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一季度中国经济加速增长，通货膨胀压力继续增大，企业利润和利润率不断攀升，外汇流入大幅增加，货币信贷快速增长，资产价格与日俱增，中国股票估值水平远高于周边经济体。这些现象显示中国经济不仅过热，结构失衡，而且资本市场过热，泡沫风险增大。
　　“宏观调控的加强势在必行。”哈继铭说，调控的范围不应仅限于实体经济，而且应包括资本市场。货币政策既有必要进一步紧缩，并且这种紧缩更多依赖于加息这样的价格型手段，而不仅仅是依靠数量工具。
　　他说，目前中国名义GDP增速在14%左右，企业的投资回报率15%以上，而贷款利率在7%以下，长期以来利率远低于资金的投资回报率。从1999年到2005年，中国的利率水平一直远低于GDP增速，也远低于企业的投资回报率。
　　中国企业如果长期生存在目前低工资、低利率、低资源价格的环境下，将不思进取，过多透支人口红利，难以在未来人口结构逆转后较高的要素环境下生存。因此，政府应该尽早纠正扭曲了的要素价格，培养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中国目前的利率水平大大低于投资回报率和经济增速，是投资过热的根本原因。”
　　哈继铭认为，要改变企业的盈利增长轨迹，就是要调整利率和汇率。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均衡利率应和其GDP增幅相一致，更应该和这个国家企业的投资回报率相符合。从短期看，利率水平应当和通货膨胀走势一致。目前，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是因粮食和资源价格的上涨的作用。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未来还有新的涨价因素，如2008年实行工薪在企业所得税前全额抵扣，可减轻企业提高工资后的税务负担，工资可能出现跳跃性上涨；环保成本的提高也将推高通货膨胀。
　　“中国一季度GDP增长步伐非常强劲，但经济状况仍属正常。”瑞银集团亚洲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认为，一季度GDP高增长是暂时性的，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一季度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来自财政开支的一次性变动。2006年的头十个月，财政部事实上有很大的现金盈余，1至10月累积的现金余额接近人民币1万亿元，相当于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基础货币的20%。这解释了去年的货币政策为何看上去如此紧缩。但是，全年预算支出的大部分通常会出现在最后几个星期。12月底，全年几乎所有积累的盈余都已经被花费出去。基础货币年末大幅上升，所以毫不奇怪，2007年一二月的信贷增长加速。
　　其二，重工业出口行业试图在有关政策变化前抢先行动所导致的一二月贸易盈余高涨。
　　因此，“我们认为很快就会调整，二季度将回到正常水平。不要求未来采取强力的紧缩措施。”安德森说。
　　对于未来的政策走势，安德森表示，未来会有一般性的加息，对市场与经济增长没有负面含义。由于二季度数据会下调，且央行已经抹平了早前注入的流动性，“而且所有人都知道一季度情况很奇怪”，所以央行不会采取大的紧缩政策。对于目前的数据，市场短期可能会有负面反应，但不会有长期持续的反应。
　　安德森说，市场真正关心的问题是，中国股市的上升大潮是否已经见顶，未来究竟是买还是不买。“我们的分析师认为，下降风险强于上升潜力。”而且，由于近期的大涨已经成为宏观政策的考虑因素，所以如果继续上涨，可能将遭遇行政性紧缩措施。
　　对于未来市场及政策走势，哈继铭分析认为，人民币汇率将加速升值，全年升值约6%，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达到7.35。年内还将至少上调两次存贷款基准利率，第一次可能在4—5月间，存款准备金率年内还将上调三次。
　　尽管如此，中国经济今年仍将至少增长10%，通货膨胀达到2.7%。由于季节因素和宏观调控，二季度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下半年出现反弹。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资产价格的变化节奏。■

一季度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2007年4月19日）

　　今年以来，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50287亿元，同比增长11.1%，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631亿元，增长4.4%；第二产业增加值25552亿元，增长13.2%；第三产业增加值21104亿元，增长9.9%。 　　1、农业生产形势平稳，粮食播种面积略有扩大。农作物种植意向调查结果显示，2007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预计为10610万公顷，比上年增长0.5%，连续4年保持增加。其中，夏粮面积2660万公顷，早稻面积605万公顷，秋粮面积7345万公顷。目前，夏粮产区苗情较好，全国一类苗比例47.4%，比冬前增加2.3个百分点。 　　2、工业生产增速加快，经济效益继续提高。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3%（3月份增长17.6%），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1.6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加快1.7个百分点。其中，重工业同比增长19.6%，加快2个百分点；轻工业增长15.6%，加快0.9个百分点。分产品看，发电量、原煤等能源产品产量分别增长15.5%和14.8%；钢材、氧化铝、铝材、铁合金、十种有色金属等原材料产品产量分别增长26.2%、53.7%、43.0%、44.4%和30.8%；微型电子计算机和移动通信手持机等电子通信产品产量分别增长26.1%和35.3%；汽车增长22.3%，其中轿车增长32.1%。　　工业企业利润大幅增长。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2932亿元，同比增长43.8%，增幅比上年同期上升22个百分点。在39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5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新增利润前5大行业为钢铁、电力、化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石油加工炼焦业，占整个工业新增利润的68.4%。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97.1%，同比下降0.07个百分点。 　　3、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位回落，中西部地区投资较快增长。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7526亿元，同比增长23.7%，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4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4544亿元，增长25.3%（3月份增长26.8%），回落4.5个百分点；农村投资2982亿元，增长16.7%。分产业看，城镇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20.3%，第二产业投资增长27.0%，第三产业投资增长24.0%。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3544亿元，同比增长26.9%，比上年同期加快6.7个百分点。住宅完成投资2462亿元，增长30.4%，加快7.3个百分点。其中，完成经济适用住房投资88亿元，增长41.6%，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2.5%。一季度，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1.4%、35.8%和26.8%，中、西部占全国投资的比重分别比上年同期提高1.6和0.2个百分点。 　　4、国内市场销售增速加快，市场物******幅上升。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188亿元，同比增长14.9%（3月份增长15.3%）。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14333亿元，增长15.5%；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6855亿元，增长13.7%。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17842亿元，增长14.7%；住宿和餐饮业2984亿元，增长17.4%。 　　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7%（3月份同比上涨3.3%，环比下降0.3%），涨幅比上年同期上升1.5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2.5%，农村上涨3.1%。分类别看，食品价格同比上涨6.2%，居住价格上涨3.8%，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下降1.4%，其余商品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大体持平或略有上涨。一季度，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2.1%（3月份上涨2.5%）；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2.9%（3月份上涨2.7%）；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4.1%（3月份上涨3.7%）。 　　5、出口继续快速增长，利用外资增速加快。一季度，进出口总额4577亿美元，同比增长23.3%。其中，出口2521亿美元，增长27.8%；进口2057亿美元，增长18.2%。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46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31亿美元。一季度，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159亿美元，同比增长11.6%。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12020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1357亿美元。 　　6、城乡居民收入增幅较大，农民收入增幅为十年来同期最高。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35元，同比增长19.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6%，增幅高于上年同期5.8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260元，同比增加166元，增长1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1%，增速高于上年同期0.6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同期增幅最高的。 　　7、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流动性过剩仍较突出。3月末，广义货币（M2）为364105亿元，比上年3月末增长17.3%，同比回落1.5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为127881亿元，增长19.8%，加快7.1个百分点；流通中现金（M0）为27388亿元，增长16.7%，加快6.2个百分点。3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354248亿元，比年初增加18755亿元；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39586亿元，比年初增加14217亿元。 　　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国际收支不平衡，流动性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节能减排压力大等。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更加关注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主要数据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驻上海的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表示：“中国经济并未着陆——它在中途重新加油，再次高飞。”

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同样走高，在3月份达到3.3%，超出了中国央行认为适宜的范围（低于3%）。但由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上升主要是因为食品价格上涨，核心通胀率仍保持在低水平，因而，市场的担忧不是很强烈。

在能源密集型行业，钢材产量较上年同期增长26%；氧化铝和铝材产量分别上升了54%和43%。

此次GDP数据是在中国股市收盘后公布的。中国股市当天下跌近5%，许多分析师认为，这是因为投资者担心新数据将促使政府采取措施抑制经济增长。中国股市的下挫引起了亚太地区其它市场的震荡。

欧洲股市开盘走低，但在尾盘收复部分失地。伦敦富时100指数收盘仅下挫0.1%，跌幅最深的是矿业类股。

在美国股市，标准普尔500指数午盘时分已重拾升势，而道琼斯工业股平均价格指数也开始向周三创下的历史高位缓慢回升。

当中国的经济增速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升至12%到14%时，也同时出现了高通胀。GDP增速上限也许还在这个水平，而昨天的数据表明，中国人民银行(PBoC)将不得不进一步提高利率。中国政府也许还会利用某些“行政手段”——这是一种温和的委婉说法，指的是政府勒令银行和相关行业禁止某些投资，如建设新的钢铁厂。

不过，短期内把GDP增幅放缓到10%左右，这并不是真正的问题。中国经济就像一条洪汛来临的大江，有着不可阻挡的势头。然而，为了疏导这种力量，中国政府的政策可能引发新的问题。

中国较低的汇率鼓励了出口生产，而非国内消费，同时又把投资引向那些最终可能毫无意义或徒劳无功的项目上。低存款利率和资本控制，迫使资金进入了国内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产生了资产价格泡沫和更多无用投资的风险。与此同时，如果人民币升值，外汇储备的价值就会应声而落。

因此，中国确实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重新平衡经济，而现在正当其时。有迹象表明，中国将允许国民购买外国资产，这将是减轻国内资产价格上升压力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一种明智方法。不过，考虑到全球经济的强势，中国应该抓住机遇进行更大的改革，包括让人民币更自由地升值。

中国的基础如此坚实，没有什么能减缓它的增长。这里没有需求短缺：强劲的全球经济增长将推高出口；而国内消费即便没有达到应有的增长速度，但终究是在增长。这里也没有供应不足，因为中国仍然有大量没有充分就业的农民工，以及充裕的廉价投资资本。外国投资者应该在中国充满泡沫的资产市场小心行走，但中国经济的潜在实力无庸置疑。